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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书法的发展情况

时间:2019-09-27 20:00:01编辑:梓岚

书法艺术是关于写字的艺术,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艺术。中国书法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已有四五千年的历史。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书法文化,惠泽东方,流布世界。纵观中国古代的书法艺术,每一时代都有其鲜明的特色。

本文小编从以下几个时期分别来说古代历史上书法的发展和概况:先秦时期秦朝两汉时期魏晋南北朝隋朝唐朝宋金元三朝明朝清朝书法发展情况。

先秦书法发展情况

在距今5000—6000年的新石器时期,我们的祖先便开始用刻画符号的形式记载事物了。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遗址中发现的早期文字遗迹,均可算作中国书法艺术的源头。

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汉字及其书写形式在夏代已有明显的发展。据《吕氏春秋·先识》记载,“桀将亡,太史令终古执其图书而奔于商”。(《太平御览》卷618引)此虽系后人记载,但从文字发展的角度来看,桀时有“图书”是完全可能的。商代在安阳小屯村等地出土的甲骨文,已有相当完备的文字体系了。这些象形程度很高而又成体系的文字被锲刻在龟甲兽骨上,已向人们展示出一种古朴、稚拙的美。

随着青铜器在商周的广泛使用,金文书法也达到全盛时期。商代金文一般字数较少,镌刻的内容多为人名、氏族名等。西周铜器铭文则字数较多,有的达几百字,内容涉及当时的礼制、刑罚、袭封、田猎、婚媾、祭祀、战争等诸多方面。西周初期金文的象形程度仍然很高,点画精细,变化显著;到了晚期,青铜器铭文字体工整勻称,章法纵有列、横成行,已在整饬中显示出秀雅之气。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称霸,列国纷争,文字的地域色彩明显。此时的毛笔简书更是别存一种风貌。由于使用了竹木简之类的载体,人们写起汉字来较甲骨文、金文时期更为便捷,其字体也日趋简化,波折明显,显示出向隶书过渡的迹象。

秦朝书法发展情况

秦代虽统一文字,推行隶书,但古籀仍占有一定地位。秦书有八体: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隶书。其中除小篆、隶书外,其余六体都是秦以前固有的。而小篆和隶书之所以使用普遍,乃是因为能减少书写的麻烦,节省时间。至于铭金刻石,则仍然兼用古籀之文。

秦朝的文字由大篆改为小篆,并非李斯的独创。小篆的形象已见于先秦,而参与此项文字改革的,除李斯外还有赵高、胡毋敬两人。赵高作《爰历篇》,胡毋敬作《博学篇》,李斯作《仓颉篇》。当然,当时的大量金石刻辞,如金文的“秦权”、“秦斤”、“秦量”,刻石的峄山、泰山、琅邪台、之罘、东观、碣石、会稽等七处,上面的文字都出自李斯之手。

至于秦代隶书的创造,对我国文字和书法的发展更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此后的汉隶、楷书、草书以及行书,都是从秦隶发展变革而形成的。

两汉书法发展情况

西汉王朝建立以后,一般的律令、典章、制度,皆由丞相萧何负责制定。萧何原为秦代的官吏,在随刘邦攻人咸阳时,注重搜集档案材料,所以由他制定的律令、典章、制度,基本上“率由旧(秦)章”。在文字上,秦书八体,汉书仍是八体。

萧何所制《草率》中,还规定以八体书作为学童应试内容,成绩好的,可任负责文书工作的尚书、史书令史等职。不过八体之中,最能切合时用的还是隶书,故成为学习的重点。而所谓“史书令史”,即指擅长于写隶书的令史,因此,汉代人亦称隶书为“史书”。

东汉末年,灵帝曾下诏以“鸟篆”作为考试的内容,篆书因之盛极一时。《汉书·杨球传》中对此时的情况描述道:“鸿都(国家藏书和文人荟萃的地方)文学,鸟篆盈简。”不过,这只是人君的一时所好,并未形成制度,所以汉代仍是以隶书为主。当然,使用篆书的汉印,在书法史上一直是有其重要价值的。

隶书虽然是汉代的主要书体,但也不是静止不变的。由于使用和艺术的需要,先是隶书逐渐变化出了八分(即汉隶)和草书。八分为隶书之规范与美化,草书为“隶书之捷”,即简约、快捷的书写形式。此后又由八分变化为正楷,由草书和正楷创造出行书。而行、草和正楷都成为后世书法艺术的重要书体。再加上汉代纸的发明,更对书法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总之,书体在汉代的变化是很大的,各种书体至汉已臻完备。汉以后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已不再有书体变化的问题,只是艺术上的继承与创新罢了。

魏晋南北朝隋朝书法发展情况

三国时的书法艺术,以魏的规模最大,影响也最深远。魏武帝曹操的书法水平就较高,梁代庾肩吾在其《书品》中说:“魏主笔墨雄赡。”唐代张怀瓘的《十体书断》中说:“武帝尤工章草,雄逸绝伦。”曹操对善书法的人也特别器重,攻破荆州时,曾专门派人访求梁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梁鹄的字写得好。在他的倡导下,加以汉代书法的遗风余烈,魏代便出现了邯郸淳、卫觊、韦诞、钟繇等许多知名的书法家。

魏国书法史上的另一个特点,是师承的风尚和书派的形成。魏代大书法家钟繇,其行书即师承刘德昇,他和另一个书法家胡昭都“同出刘德昇之门”,只是“昭用笔肥重,不若繇的瘦劲,故昭卒于无闻,而繇独得以行书显”。他如邯郸淳之师曹喜,韦诞之师邯郸淳,皆可谓传承有序。可以说,魏代书法的师承关系已成为一种风尚。

晋代书法高峰期的到来,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时代风气使然。晋代阶级矛盾尖锐,民族斗争剧烈,在动荡、混乱的社会生活中,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便产生了厌世思想和享乐观念,他们不问政治,只尚“清谈”,并有意放浪形骸之外,借写字来寄托自己的情致。

书法至南北朝时形成两大派,即所谓“南帖”、“北碑”。南朝帖多,北朝碑多。帖宜于行、草,自然就以流美为能;碑宜于楷、隶,自然就以方严为上。再加上历史、地理、民族、政治以及生活习尚等方面的影响,所以总体来看,南朝书法婉丽清媚而富有逸气,北朝书法则雄奇方朴而富有豪气。

隋代,随着国家的统一,书法也开始融合。像《龙藏寺》、《启发寺》、《董美人墓志》等碑,可以说已熔南北于一炉,为唐代的书法开了风气。正如清代康有为在他的《广艺舟双楫·取隋》中所说:“隋碑内承周、齐峻整之绪,外收梁、陈绵丽之风,故简要清通,汇成一局……皆荟萃六朝之美,成其风会者也。”

唐朝的书法发展情况

唐代书法的发展情况,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即初唐中唐晚唐(包括五代)。

唐初,太宗李世民笃好书法,尤其欣赏王羲之的书法,并不惜重金求购右军墨迹。每得二王帖,即令诸王子临摹。他还叫赵模、冯承素等书法家摹写《兰亭序》赐赠诸臣,故一时士大夫皆宗法右军。虞世南固不待言,他原本即以智永为师,是王羲之的嫡系书派;

就是源出北派的欧阳询、褚遂良,也不能不旁习右军以迎合太宗意趣。弘福寺僧怀仁,更受命遍搜王羲之的行书字迹,集成《圣教序》。武后掌权之后,也曾向王方庆索求右军墨迹。可见初唐崇王风气之盛。而后人提出的“学晋宜从学唐入手”,就是看到了初唐书法所具有的这种晋宋余风。

中唐书法与初唐相比,在字的形态风格上又有所变化:初唐劲健,中唐肥厚;初唐囿于传统,中唐富于创新。正如宋代黄庭坚所论:“回视欧、虞、褚、薛辈,皆为法度所窘,岂如鲁公(颜真卿)萧然出于绳墨之外。”至于中唐末期柳公权、沈传师的专主瘦挺,力矫肥厚之失,也从另一方面体现出了中唐的创新精神。

晚唐国势日衰,战乱频仍,人们生活极不安定,故少有闲情逸致以讲究翰墨。但由于初唐、中唐书法之遗风余烈,还是出现了一些书法家。如王文秉的篆书、李鹗的楷书,都很受宋代欧阳修的称赞。特别是五代时期的杨凝式,兼采颜柳,上溯二王,于乱离之余,独饶承平之象,成为一个对宋代很有影响的书法家。苏轼对晚唐书法的发展曾作过这样的概括:“自颜柳氏没,笔法衰绝,加以唐末丧乱,人物凋落,文采风流扫地尽矣!独杨公凝式,笔迹雄杰,有二王颜柳之余韵,此真可谓书之豪杰不为时世所泊没者。”

宋朝金朝和元朝的书法发展情况

宋太祖对书法未予重视,因此一些士大夫也就漠然视之。直到太宗即位后,才开始注意到书法这门艺术。他叫人购募历代帝王名臣的墨帖,并命侍书学士王著编辑为“法帖”,刻在枣木版上,拓赐给大臣。

由于这部法帖是在太宗淳化三年(公元992年)编刻的,而所编刻的墨帖又都是秘阁(帝王藏图书的地方)所藏,故名《淳化阁帖》。自此刻帖盛行,宋人重辑、翻摹者甚多,著名的有潘师旦摹刻的《绛帖》,希白和尚摹刻的《潭帖》,由蔡京负责厘定摹刻的《大观帖》等。所以,整个宋代成了帖学盛行的时代。

自仁宗庆历之后,到神宗熙宁、元丰之间,蔡襄、苏轼、黄庭坚、米芾四位书法家提出由唐溯晋,摒除帖学,“尚意”而为,宋代书法才为之一振。而苏、黄、米、蔡遂为宋代书法的“四大家”。

此外,宋代的书家见诸史书记载的尚有数百人之多。如欧阳修、范仲淹、曾巩、郭忠恕、李公麟、苏舜钦、晏殊、姜夔、朱熹,以及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等,在书法上都有很高的水平。

北宋灭亡后,金人入侵开封,把宋的经籍图书搜索一空,全部运至大都(今北京),因此,汉文化得以继续发展于北方。到了金世宗、章宗时,文风益盛,也出现了一些书法家,最著名的是党怀英,其他还有王竟、吴激、任询、宇文虚中、蔡松年、赵枫、赵秉文、王庭筠等。其中王竟、蔡松年是从南方去的;吴激是米芾的女婿,王庭筠是米芾外甥,都深得米法;而赵秉文推崇苏轼。这样,苏、米两派的书法又得以在北方流传。

元代是蒙古族统治的社会,汉族书法家们负着沉重的政治和心理压迫,无法承袭宋人的“尚意”书风。于是,在赵孟頫的竭力倡导下,元初书坛又出现了一股复古思潮。书家多以晋唐为法,上溯二王,追求一种平淡超脱、中和有序的美感。此后这种书风便一直成为元代的主流,而赵孟頫则成为元代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书法家。赵于篆、隶、楷、行、草皆精,尤其被称为“赵体”的楷书,清秀逸美、温润娴雅,对后世影响极大。

元代中后期书坛颇为活跃,虞集、张雨、杨维桢等皆负时名,然多未摆脱赵孟頫的影响。而柯九思、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等“画家书派”的书家们,则努力将书法与绘画结合起来,使两种艺术相互渗透,从而造就了一种别有风韵的“画家书法”。此外,元代中后期还有一些少数民族书法家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康里巙即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明朝的书法发展情况

明初,其书法创作承接元代余绪,受赵孟頫影响很大,推崇中和平正的书风,因而具有创造性的书法家很少。永乐间成祖征召天下善书人进京缮写官方诏制、文书等,并授予官职。由于其书法有着同一的要求和体格,很快便形成一种官方书体流行于世,即所谓“台阁体”。“台阁体”书家重学书功力,讲究工稳平正,然大都缺乏个性。

其代表书家有“三宋”、“三沈”和解缙。“三宋”即宋克、宋璲和宋广。宋璲擅长篆、楷、草书,尤工小篆;宋广擅长草书;宋克工小楷,善草书,是“三宋”中成就最大者。“二沈”即沈度和沈粲,二人分别擅长楷书与行书。沈度最受成祖宠爱,是这一时期形成的“台阁体”的代表书家。而解缙则能突破“台阁体”时风,成为独具个性的书家。不但小楷精妙,行、草俱佳,其狂草亦名重一时。

明代中期“台阁体”仍广为流行,书作妍媚有余,生气不足。不过在吴中(今江苏)地区形成的以祝允明、文徵明、王宪、沈周、唐寅、吴宽等为代表的“吴门书派”,则令书坛出现了新的气象。吴门书派的成员多是亲友或师生,彼此习染,上下传承,形成了共同的审美价值取向,且又各自成家。他们重学识,讲清雅,书作中注重形式美和个人情怀的抒发,在书法艺术上取得了瞩目的成就。

明代后期书法主要向着继承传统和变革求新两个方向发展。以继承传统为主者除“台阁体”书家外,还有一批以董其昌为首、继承和发展了吴门书派正统一路的书家。而变革求新的书风,则以张瑞图、黄道周、倪元辂等“晚明狂放派”为领军,他们延续并弘扬了吴门书派豪放一路,追求书法面目的个人风格。而这种在书艺上的标新立异,正好迎合了明末知识分子追求思想解放的社会思潮。

还值得一提的是,明代在书法理论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像敢于直书“燕贼篡位”的方孝儒,就特别强调字的表“意”,并提出“意难识而法易知”。解缙、祝允明、杨慎、王世贞、莫云卿、项穆等名家的书评,对理解历代的书法家有很大的参考价值。陶宗仪、宋濂、张绅、陆深、杨慎、李贽、赵宦光对书体的论述,也可以帮助人们理解各种书体的形成及其源流变化。他如徐渭关于执笔法的阐述,并提出七种运笔方法,更对后世的书法实践具有指导意义。

清朝书法发展情况

纵观清代的书法,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一是帖学期一是碑学期。帖学又分为宗董与宗赵,碑学也有习唐碑与北碑之别。

清初仍沿明习,盛行帖学。康熙帝酷爱董其昌的书法,海内真迹搜访殆尽,并精裱装订,玉牒金题,藏之秘阁。到了乾隆时,由于承平日久,书风又转趋丰圆。董书之纤弱渐渐不厌人望,于是“香光告退,子昂代起”,赵孟頫书法再受尊崇。

嘉庆、道光之后,帖学开始由盛而衰,碑学逐渐兴起。道光帝主张厘定字体,要求字的点画不能有谬讹。一时承旨,闻风而动,竞讲结构,益事矜持。

概言之,清代书法自康熙、雍正时的专仿董其昌,到乾隆时的转学赵子昂,再到嘉庆、道光时的盛行欧体,其特点是以晋帖、唐碑为师,而所得以帖为多,刘墉、姚鼐为其代表作家;咸丰、同治之际,转师北碑,其特点是以北碑、汉篆为师,而所得以碑为主,邓石如、张裕钊等为代表作家。

清代的书法,草书是薄弱的一环,没有出现像唐之张旭、怀素、孙过庭那样的名家,但篆、隶两种书体,却有相当的成就。如隶书的名家有郑簠、桂馥、黄易、陈鸿寿、伊秉缓等;篆书的名家有邓石如、杨沂孙、钱坫等。其水平之高和名家之多,都弥补了唐宋以来的不足。

篆刻虽是一门独立的艺术,但它和书法,特别是和篆书有着直接的关系。它的发展、成就,在某种程度上也标志着书法的盛衰。篆刻在汉代(汉印)最负盛名,但都不知作者姓名。此后一千多年几成绝响。而清代则出现了邓石如、奚冈、陈鸿寿、吴熙载、钱松、赵之谦、吴昌硕等篆刻名家。应该说,这是清代书法发展的一个特殊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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