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居南方的楚国,流传一套优美浪漫的祭神乐曲--《九歌》,它原是祭神乐曲,经屈原改编,文辞丽赡。《九歌》共有十一篇,分祭不同神明,除《国殇》悼人鬼、《礼魂》为送神曲以外,其余均为自然神,而且,也分属天神、地礻氏系统。各篇章所祀何神,历代的说法分歧,大致上《东皇太一》是楚人的上帝,为天神中最尊贵者;《东君》为日神;《云中神》是云神;《湘君》、《湘夫人》是水神;《大司命》、《少司命》为司命之神;《河伯》是河神;《山鬼》为山神。楚公室特重祖先与河川。现今《九歌》仅有十一篇,并非当时祭歌全数,它是经过屈平筛选后流传下来的代表歌曲。观《九歌》中的自然神,水神居1/3,屈平为楚国贵族,意味楚公室重河川祭典的事实。
《国殇》是唯一祭人鬼、悼阵亡将士的乐歌,因主题的伤痛,歌颂方式与其它诸神大不相同。透过描述战争激烈、国军勇猛奋战来表达敬意,虽然马革裹尸,仍可归列鬼中英雄。《国殇》悲壮的笔调,与《周颂》歌咏文武先王的美、凝重,呈现强烈的对比。雷庆翼认为《国殇》是国家的祭典,若所言属实,它与《周颂》便为同等级的典礼,两相比照下,南北文化的区别昭然若揭,《国殇》的情感意识奔放,《周颂》内敛稳重,实与两国深层的思想质素,有密切关联,这也是以下所要探讨的重心。
二、《周颂》与《九歌》的思维模式
周文化强调以人为中心,无论是探讨人与自然、人与神或人与天的关系,皆是以人的角度为基点,用'人'审视一切,所有的事物均沾染人的特质。'天人合一',的确是周朝独特的思想,在这点上,与殷商时代对天的看法全然不同。殷人以为天命将永远不离子孙;周人由殷商覆亡的教训,体会出天命靡常,恒无一定的道理,上帝鬼神是否佑助周王朝,并非上帝自己的决定,应该凭恃百姓的意志决定。天和人在某种程度上是相通的、互相影响的。神明必须听从生民的声音,对于统治者而言,他们要费心力的地方,在于敬德保民,而非天天祭拜神明。是故,《孟子·万章上》引《太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透露出天与人的距离不再遥远。《周颂》里祖先崇拜的之例丰富,关于这点,常金仓以为祖先崇拜受到政治因素的制约,他以希腊为例,说明希腊人跨入文明社会后,执政官和元老院的政治权力,是由氏族社会选举出来,祖先对于得权,并没有直接功劳,他们不必感谢自己的祖先。中国的政权,往往用武力建立起一个以家族为核心的势力,因此,君主必然得怀念、感激先王的功业盛德,这就刺激祖先崇拜的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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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鲁语上》云:'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为明质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泽,所以出财用也。非是不在祀典。'这段话似乎与常氏的说法有雷同处,当上帝、神明或祖先无法捍卫百姓时,人民便不愿意去祭祀礻也。此说杂揉功利意味,与希腊祖先崇拜没落之因是兼容的。
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曾提出的'《诗经》是’史官文化’,《楚辞》属于’巫官文化’'之说,试图解释南北文化的差异。鲁迅以为中国神话之不发达,是因为华土人民,重实际黜玄想。李泽厚、刘纲纪也说北方神话逊于南方,主要关键在于北方较早进入阶级社会,'史'取代'巫'的地位。鲁迅由外在环境角度,厘出中原文化特征,自有其道理,然而,归因于环境困窘的事实,便能推演出中原以人为主的文化意识,论点过于单薄。范、李、刘三人的诠释,足以化解此问题的症结。周代继殷而起,周人成功地扭转殷商每事祭的迷信风气,重要的推力是周文化与政治的结合,为了满足政治需求,使得祖先崇拜得以在众多祭典中脱颖而出,在天子祭歌的纪录--《周颂》中,国君向先王祭祷的篇幅之丰,正是祖先崇拜盛兴的证据。政治力的介入,祭祀仪典被设计成等级分层式,依《礼记》的记载,天子、诸公、诸侯、大夫、士,无论祭祀时间、品类、数量,各有规范,绝不逾矩(12)。在重重礼法制度之下,典礼的进行必然谨慎,《周颂》是官方的祭祀诗,它呈现的祭祀文化和《九歌》会如此截然不同,政治力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