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从风光八面到突然“消失”：仅一年时间

　　从炙手可热到突然“消失”

　　在毛泽东的30多位秘书中，陈伯达的职位升得最高。

　　1966年，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陈伯达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后，毛泽东亲自点将让他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1969年，在中共九大上他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毛泽东、林彪之后，位于康生之前。

　　当然，彼时炙手可热、风光八面的陈伯达，并不知道仅仅在一年后，自己的政治生命就将彻底终止，且被冠以“反共托派分子”的罪名，堕入秦城监狱。

　　1970年夏天的庐山会议，林彪第一个发言时，不顾大会议程，大谈特谈“天才”问题，提出设立国家主席。第二天，陈伯达在参加华北组会议时，不点名地指责有人(实际上就是指康生、张春桥等人)反对称毛泽东为“天才”，同时陈在中央委员中鼓动要设国家主席。此外，吴法宪、叶群、王洪文、邱会作等也分别在西南组、中南组、上海组、西北组发言，附和林彪的讲话。当天，华北组还出了简报，刊发陈伯达在小组会议上的发言，编为全会第六号简报在全体中央委员中散发。

　　毛泽东的反应怎样呢?他在8月25日就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宣布停止讨论林彪8月23日的讲话，收回华北组第二号简报，责令陈伯达做检讨。继而，由毛泽东找林彪谈话，周恩来找吴法宪等人谈话，要他们向中央做检查。

　　更沉重的打击还在后面。会前，陈伯达摘录了很多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称天才”的材料，为庐山会议造势。1970年8月31日，毛泽东在这份材料上写了一段话，这就是着名的《我的一点意见》。文章不长，全文照录于此：

　　这个材料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着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地配合了。仅举三次庐山会议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第二次，讨论工业七十条，据他自己说，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下山，下山之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显然，为了挽救、教育林彪，毛泽东仅仅批评了陈伯达一人。而且，特意点明“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其中的深意不言自明。

　　以毛泽东的身份和影响，这篇700多字的文章宣告了陈伯达政治生命的终结。接下来的会议上，陈伯达就被控制了，他的身影再也没有出现在主席台上。所有的新闻、简报都不再点到他的名字。从外界来看，曾经地位颇高的陈伯达，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庐山：中枪的为何是陈伯达

　　林彪为何提出“天才论”并倡议设置国家主席？毛泽东为何勃然大怒？闹剧的主角是林彪，中枪的为何是陈伯达？这些问号就像飘荡在庐山山麓间的云雾，让人捉摸不透。不弄清楚其中原因，就读不懂庐山会议的诡谲多变。

　　“天才论”实际上是老调重弹。在此次修改宪法中要提到毛泽东。此前对毛泽东的评价，最权威的无过于林彪为《毛主席语录》所写的《再版前言》中的一段话，“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扞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段话随着《毛主席语录》的问世，成了毛泽东的“专用”评价语言。林彪本人也在多次讲话中，称颂毛泽东是“天才”。中共九大召开时，这段话一度写进政治报告和党章草案。可毛泽东在审阅时将“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词语删除，只保留了“继承、扞卫和发展”三个动词。这说明，毛泽东对近几年泛滥成灾的个人崇拜思潮是有所警惕的，甚至是反感了，有意识在这方面降温。正如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书房会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时表示，“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了，要降温了。”林彪是否真的没有觉察到毛的情绪变化?

　　但真正让毛泽东生气的其实是国家主席之争。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按照《宪法》规定，中国设置了国家主席职位。第一任国家主席是毛泽东。1959年，毛泽东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继任者是刘少奇。1964年，刘少奇再次当选国家主席。1966年“文革”开始，刘少奇遭受批判，被解除一切职务，开除出党。国家主席职位自此出现空缺，一直到1969年刘少奇病逝也未恢复。林彪对国家主席非常感兴趣。虽然当时他已经是党的唯一副主席，党章确定的“接班人”，但实际上拥有的权力并不大。在党内，一切重大事项都必须毛泽东拍板;在政府方面，则由周恩来主持工作。林彪深知，他想当国家主席，首先就必须恢复这个职位。只要这个职位一恢复，当选者只能是他。毕竟，毛泽东早就辞去了国家主席，一定不会在77岁高龄时再次出任。

　　但是，毛泽东多次反对设置国家主席。1970年3月8日，毛泽东提议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4月12日，他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林彪建议毛泽东兼任国家主席等的请示报告作了批示：“我不再做此事，此议不妥。”4月下旬，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以《三国演义》“孙权劝曹操当皇帝”的典故告诫林彪不要打国家主席的算盘。7月中旬，在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开会期间，毛泽东第四次提出不设国家主席。毛指出：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

　　林彪置毛泽东多次反对设置国家主席的意见于不顾，在23日的大会讲话中发动“突然袭击”，继续重申了设国家主席的主张，毛泽东的不满可想而知。

　　在庐山会议上，提出“天才论”和建议设置国家主席的并不止陈伯达一人。除了林彪，叶群、王洪文、吴法宪等人也持相同意见。周恩来在东北组的发言也表示拥护林彪的讲话，同意“天才论”观点。那么，为什么毛泽东单单拿陈伯达开刀，而不涉及林彪等人呢?原因是复杂的。其中，固然有前面所言挽救和教育林彪的原因，也有策略方法上的考虑。毕竟，陈伯达虽然是政治局常委，但手中没有实权，在党内影响远远不能与林彪相比。拿他开刀，风险最小。当然，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最高领导早就对陈伯达不满了。

　　陈伯达是毛泽东一手提拔上来的。毛泽东看重的是陈伯达的“书生”本色与“理论”头脑。31年来，陈伯达的确为党做了大量宣传和理论工作，特别是“文革”中，进行了舆论导向和理论宣传总结，从而丰富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但最近一些年来，陈伯达的表现越来越令人失望，在理论工作上跟不上毛泽东的节拍，屡次受到毛的严厉批评。更犯忌的是，他还由于各种原因与林彪、叶群等人走得很近。

　　应该说，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虽然毛泽东偶尔会批评敲打陈伯达几句，总体说来还是信任他的。因此，才会在“中央文革小组”成立时，钦点陈伯达为组长。从很大程度上讲，也正因为这个组长职位，陈伯达才得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政治局常委，爬上权力的顶峰。

　　但随着“文革”的深入，陈伯达不断受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排挤。在“中央文革小组”内部，手下大将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已经被打倒，陈日渐孤立。在中共中央，其地位日渐被张春桥取代。江青可以肆无忌惮地骂他，连康生都嘲讽这位马列主义研究院院长是“乌龙院院长”。

　　孤独的陈伯达得重新寻找“靠山”或者说“盟友”。找谁呢?在政治局常委里面，毛泽东和周恩来显然都不是合适的对象。找来找去，最终找到了林彪。此时的林彪，在军队里的势力越来越大，可手下没有靠得住的“笔杆子”，因此，两人一拍即合。1968年，中共九大召开前夕，陈伯达与林彪握手了。一次，陈伯达在电话中无意说出想吃海蟹，叶群马上以“林办”名义，让空军用飞机送到陈伯达处。

　　这种“抱团取暖”的行为犯了大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