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年间名人包二奶轶事

　　在中国历史上，纳妾起初还只是少数显贵的特权，降及明朝，律法明确规定，40岁以上无子者皆可纳妾。清律则将这条限制也给删除，不问是否有子，及男子年龄如何，均许纳妾，于是一时之间，凡家里有点闲钱的，凡原配表示“理解”的，想纳的，都纳了。

　　及至民国取代大清，革除旧弊，气象更新，取缔纳妾这种明显带有男尊女卑色彩的行为，按说是理所当然的。但实情并不如此，相反，民国初年，娶妾照旧是社会风尚，北平甚至出现过由达官显贵们的媵妾组成的“姨太太团”。

　　19世纪末，西方传教士东来，欧风美雨东渐。在上海创办的《万国公报》登载了不少有关婚姻制度的文章，中心思想就是“中国婚姻制度实在是太不文明了，西方国家一个人就绝不能娶两个老婆”。在此影响下，部分中国人对“婚姻”开始有了新的认识。

　　最早有所行动的是梁启超与谭嗣同，他们创立了一个“一夫一妻世界会”，提倡一夫一妻制。待到二十世纪初，留学生知识分子群体形成以后，他们由于有西方社会生活体验，更加痛恨传统婚姻制度，对其批判也更为彻底。

　　1900年，蔡元培在续弦时公开提出男子不娶妾、男子死后女子可改嫁、夫妇不合可离婚等征婚条件。辛亥革命胜利后，他又和宋教仁、李石曾、吴稚晖等20多位政府要员及社会名流一起，倡议创立了“社会改良会”，以“人道主义及科学知识为标准而定改良社会之条件”为宗旨，提出36种改革社会恶习的办法，其中即包括“不狎妓、不置婢妾、实行男女平等”等条。不狎妓、不置婢妾更被视为应当改革的社会恶习之首。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蔡元培又发起成立了“进德会”，又称“八不会”，即所有入会会员必须遵守会中的八条戒约，即不赌、不嫖、不娶妾、不做官、不做议员、不饮酒、不食肉、不吸烟。

　　1913年，由易昌楫、史济成、陆绍芬、张继、刘清扬等文化名人发起成立的“中华民国家庭改良会”，在其章程总则中规定要“厉行一夫一妻制”，并规定“置纳婢妾者不得为本会会员”。该会得到了孙中山、蔡元培、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黄兴、段祺瑞、唐绍仪、宋教仁、章炳麟、伍廷芳等一大批政府要员和社会名流的支持。

　　然而，上演了千年的纳妾戏码并没那么容易谢幕。直接推动民国纳妾风兴盛的是在军阀官僚中普遍存在的纳妾现象。当时，一些大的军阀官僚所纳之妾甚至多至上十人。袁世凯就有一妻九妾，有人称其“多妻妾之奉，生子几十人”。贿选总统曹锟，不但侍妾众多，且酷好男色，下级官兵、艺界名伶、浪荡公子，乃至社会闲汉，一旦被曹锟相中，皆纳入帐中。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现有资料已可证其有妻妾六人。

　　当时，奔走于各系军阀门下的一批官僚政客，纳妾的劲头也不亚于军阀。这其中的许多人四处奔走投靠，纳妾对他们就有了多重作用：“公务”之暇可以享受“家庭”的温暖，台面上解决不了的争端，可以由“如夫人”协助斡旋，自己不便于公开插手的捞财机会，由“如夫人”出面就会冠冕堂皇；至于联络感情、笼络亲信，“如夫人”的女性风姿，更有奇特功效。有些人为了既节省开销又便于交际，甚至把“行馆”安置在妓院里，雇用妓女充当临时妻妾，“开盘子”、“吃花酒”也就成为政事活动的重要方式。难怪有人说：“你看民国的大员，大半都有姨太太的；好像没有姨太太就是不能度日的，不能快乐的。”

　　民国初年，在北平还曾出现过一个由达官显贵们的媵妾组成的“姨太太团”，其发起理由为“盖闻世界共和注重平等主义妇人幸福实施解放问题，惟我姊妹貌美如花，难夺专房之宠，命薄如纸，自惭侧室之称，慨妇德之常拘风流何有，苦夫纲之独振束缚不堪，与其掩掩遮遮私订三生之约，孰若明明白白废除七出之条”。这个姨太太团虽是媵妾为争夺名义上的地位而创办，但它在实际上反映出娶妾已经在当时成为一种社会风尚。豪富权贵自不必说，小官吏亦如此，当时北京流行一句谚语“天棚鱼缸石榴裙，先生肥狗胖丫头”来形容当时最时髦的组合。其中“胖丫头”，即指一般书吏的妾。

　　国民政府时期，军阀官僚同样纳妾成风。军阀张宗昌人称“三不知”将军，即兵不知有多少，钱不知有多少，姨太太不知有多少。当然，后来还是有人帮他数出了个数：他至少有23房姨太太。另一位以多妻着称的官僚杨森，国民党三星上将，公开的妻妾12位，子女共有43人。杨森自己规定在每个老婆处轮流住宿三夜。如果某妾怀了孕，发给5000元生活费，每生一小孩，就在国外银行为其存2万元。他用管士兵的那一套来管女人们，平时倘有触犯，即随意打骂，有时甚至命令所有的妾跪在地上，用鞭子抽打，谓之曰打“满堂红”。他还为自己的行为创立了一套“理论”，称：“我是一个爱前进的人，我也要找一个爱前进的伴侣。所以，随着时代前进，我的伴侣有小脚的，有半大脚的，还有大脚的；论文化水准，有不识字的，有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这样，时代前进，我前进，我的伴侣也前进。”

　　除了军阀官僚，一些巨富大贾也广置姬妾。当时广东盛行多妻制，社会上常以妻妾之多少，来衡量其人财产之丰啬，因此往往有纳妾以为虚撑门面者。某富豪家有胡椒树108株，每年收入极丰，竟然娶108个妾，每妾各收一株树的利益作为饮食服饰之费。至于拥有三妻四妾者不可胜数，不少人认为只有如此才足以维持中等人家的体面。

　　除了军阀官僚以外，明知纳妾不该为而故犯的有识之士其实也大有人在。即使如创设“一夫一妻世界会”的梁启超，也曾暗地里纳有小妾。

　　据《革命逸史》所记，梁启超的原配夫人李惠仙在结婚时，曾带来了两名丫环，其中一个叫王来喜（王桂荃），聪明勤快，深得梁氏夫妇的喜欢，家中事务甚至财政都由她掌管。1901年，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诞生，幼时身体单薄，为了香火旺盛，1903年，梁启超在李惠仙的准许下纳王桂荃为妾，王桂荃后来一连给梁启超又生下了6个子女。对于这桩婚事，大概是考虑到有悖于一夫一妻制的主张，梁启超从不张扬，尽量讳避。他在信中提到王夫人时，多称“王姑娘”、“王姨”或称“来喜”。只是在1924年，李惠仙病重，王桂荃又怀上小儿子思礼，适值临产时，梁启超在写给好友蹇季常的信中，首用“小妾”之称。但是，几乎所有梁启超的孩子，对王桂荃的感情都非常深，他们管李惠仙叫妈，管王桂荃叫娘。梁思成回忆说：“我们兄弟姐妹十人，很少打架拌嘴，娘总是用她的爱关心我们，教导我们。我妈对佣人很苛刻，动不动就大骂罚跪，娘总是小心翼翼地周旋其间，实在不行了，就偷偷告诉我爹，让他出来说情。而她自己对我妈和我爹的照顾也是无微不至，对我妈更是处处委曲求全。”

　　经济学大家马寅初也纳有小妾。1901年，马寅初顺从父母之命与家乡一位目不识丁名叫张团妹（后改名张桂君）的姑娘结婚。1917年，马寅初又与一位叫王仲贞的姑娘结婚。王仲贞生于1904年，比马寅初小22岁，年少漂亮，有小学文化程度。新婚后不久马寅初就携王仲贞到北京大学，后又将张团妹接到北平共同生活。马寅初对两位妻子都很好，他外出度假总是让两位妻子同往，在家闲暇时，也常是由两位妻子陪他在庭院小路花丛中散步。张团妹和王仲贞之间也相处得非常融洽，彼此互相关心、体贴照顾，这在当时类似家庭中，实属少见。

　　还有被誉为中国画家中“五百年来第一人”的张大千，也多有风流韵事流传人口。一家报纸说他有八位夫人，张大千闻后哈哈大笑，说：“要打对折！要打对折！”八位夫人打对折，就是四位了，即曾庆蓉、黄凝素、杨宛君、徐鸿宾。另外他尚有四五位婚外情人，如李秋君、朝鲜姑娘春红、日本姑娘山田等。

　　鉴于纳妾的现象严重，曾任民国政府主席的林森，在捐建的庐山山道旁边的石凳上，别出心裁地刻上——“有姨太太的不许坐”，成为一时笑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