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与我国“两弹”的诞生

（口述-张爱萍 国务院原副总理、国防部原部长）

我跟恩来同志直接相处了46年。大革命失败后，1929年，我到上海做地下工作，就知道他是中央军事部长。我从红十四军负伤后，地下党送我到上海治伤，治好以后，就转到军委去了，这个时候就碰到他。他派一个联络员找我谈。我提出要回红军。联络员说他要回去给恩来同志汇报。过了两天他来告诉我，恩来同志说你还是留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因为你手已经被打断了。我说，你报告恩来同志，我断了的是左手，现在治好了。打枪呢，主要是右手，我说我右手可以打枪，我还是回到红军好。联络员向恩来同志报告后又来告诉我，说恩来同志批准你到江西中央苏区。当时我非常感动。他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我那时是个小兵，在游击队里面做大队长，这样一个具体要求他居然接受、同意了。从这个时候起，老实讲，就对他印象很深了。

到了陕北以后，我在瓦窑堡同周恩来有了直接接触。长征后我从三军团调到陕北红军刘志丹那个军的骑兵团担任代理团长兼政委。主力红军东渡黄河，我们在榆林、米脂、绥德、三边、盐池一带牵制敌人，任务完成以后，在撤回的路上碰到敌人袭击我们的县政府，我们把敌人打败了。随后又碰到另外一支敌人埋伏，我骑兵团受了损失。回到瓦窑堡，受到恩来同志的严厉批评。他说：你鲁莽！鲁莽从事，就打败仗。他决定说：因为你是中央红军派到陕北红军去的，打了败仗，一定要严厉处置。因此对我通令撤职查办。他那时候要照顾到陕北红军。我认为他批评得很对。毛主席找我谈话，也是批评这个事情。我认为这一次的败仗，毛和周的批评，对我一生起了很关键的作用。从那次以后一直到现在，我可以这样说，好像从此就没有打过败仗。这是对我影响最深的。

卢沟桥事变以后，派我到上海，到江浙省委去当省委书记。上海失守以后，我们留在武汉办事处工作，主要是对国民党搞统一战线。1937年，日本鬼子南下，南京失守。这个时候，恩来同志跟叶剑英同志就找徐州五战区的白崇禧，希望广西军队在徐州这一带打一仗。当时白崇禧答应了，但差不多有十多天没有消息，究竟是打还是不打？恩来同志派我到徐州见李宗仁问他们是怎么打算的？要我想法子说服他们在这里打一仗，所以我就去了。那个时候我做统战工作，用的名义是八路军高级参谋。李宗仁听说八路军的高级参谋来了，马上就接见。我根据恩来同志的交代，把情况给他作了分析，主要说明从济南到徐州，只有台儿庄这一段的地形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而且日本鬼子那个时候嚣张得很。我把利弊和各方面的敌情分析给他听，他就下了决心打这一仗。他当时就告诉我，回去报告周部长（那个时候周恩来是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请他放心。就是这样，打了台儿庄战役，取得了胜利，可以说，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也缘于恩来同志的建议。

李宗仁回国后，陈老总在四川饭店宴请李宗仁夫妇。李宗仁一个个握手，握着我的手时就盯着看，说是好像面善。广西话嘛，就是讲好像在哪里见过的。我当时跟他开玩笑说，总统大人，你是贵人多忘事啊！我说：徐州，台儿庄打仗前。啊！他说：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你就是八路军的高参哪。

周总理组织“两弹”（原子弹、氢弹）的研讨，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在那个困难时期，我们中央内部对这件事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原子弹是一个非常尖端的东西，在工业、经济、技术方面要求都很高，现在苏联给我们的东西都没有了，我们应该下马等几年，等经济发展了，科学技术水平也提高了，然后再来做。另一派，就是以几位元帅为首的，在政治局讨论时，首先是陈毅发言，陈老总把桌子一拍说，我们中国人哪怕把裤子当了，也要搞原子弹！就这样，聂帅、叶帅和我都赞成，就争论了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少奇同志就给毛主席提议，在这里说上还是下没法子决定，先把问题查清楚，然后再来定。毛主席同意派人去调查。谁去？几个元帅提名让我去。我当时就说，我懂得什么原子弹哪，我只懂山药蛋。陈老总就将我的军，他说，你不懂？你不懂你不知道去学习呀！那时候我没办法了，我是一个初中学生，什么叫原子弹，我确实不懂。我就想，要找一个有知识、有水平的人。想来想去，想到国家科委有一个副主任叫刘西尧，大学生，我想他可能有办法。所以我提出：是不是还可以派一个人同我一起呢？他们就答应了，你随便要哪一个都行，我就点了刘西尧。然后我们一起，跟着刘杰出去转了一圈，最后调查分析下来的结果是：如果党中央统统都满足了我们提出的要求的话，1964年可以炸响第一颗原子弹，我们回来就写了这样一个报告。

写这个报告还有个笑话。刘杰最后看了看报告对我跟刘西尧讲：你写1965年炸响行不行？这件事我们事前都商量好了的，1964年炸响，为什么要改成1965年呢？那时候刘杰是二机部部长嘛，他是想留有余地。他说：哎，你给我留点余地嘛！我说那不行，我就是要压你，压在1964年。结果，1964年如期爆炸了！这个报告现在还在。那个时候总书记邓小平就批了，批给毛主席他们看。看了以后，最后就决定，按需要全部保障，准备1964年炸响。

我们那个报告中有一条：由党中央的主要领导同志直接挂帅、主持领导。所以中央政治局决定，组织一个专门委员会，要周总理挂帅。周总理就直接主持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了。那时真是党政军民一条心，要什么就给什么。我们走到各个中央局，国务院各部门、省市，东北、华北、西南，不管到什么地方，马上就开会讨论，问我们要什么，他们可以把自己的工业部门都给我们，把原来的计划一律都向后推，全党全军一致抓这个工作。周总理亲自抓，聂老总支持，我们就专门跑腿。所以到1964年，就炸响了原子弹。在周总理主持下，把各种物资调来，送到戈壁滩里去啊！你知道吗？三年灾荒时期，我们在戈壁滩还能吃到金华火腿，就是从浙江调来的。

要爆炸原子弹了，我们这里报数：5、4、3、2、1，周总理那里同时也听得见：“起爆！”

这时我就在电话里跟他说：“爆炸了！”周总理当时问我：“是不是原子弹爆炸了？”我想，炸是炸响了嘛，但是不是原子弹炸响了，我也不懂。我就问旁边的科学家王淦昌。我说：“喂，你看，是不是原子弹炸了？”正好这个时候，蘑菇云开始出现了。王淦昌一看，他说：“哎，蘑菇云起来了，就是原子弹爆炸成功了！”

我们指挥所可以看到蘑菇云，北京看不到。我就在电话里报告周总理，他非常高兴，马上就讲：“我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和我，向你们所有试验场的科学家和工作人员表示祝贺！”说完了又说：“我现在马上到人民大会堂去，毛主席正在人民大会堂。”当时毛主席正在接见《东方红》的演职人员，周总理当场向全世界宣布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炸响了！那是个振奋全国人心的大事情。以后氢弹也打响了，都是周总理直接抓的。我们只是做具体的工作，什么事情先报告他，他指挥得有条不紊，清清楚楚。现在国防科技工业流行的四句话，就是根据第一次原子弹总装时，我回来向周恩来汇报时，他在西花厅讲的。我和刘西尧根据他的指示，给他编成四句话，叫做：“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最后的结果，达到了他强调的那个目的：万无一失。所以至今仍在奉行的，还是他这个指示。周总理这个人的工作作风，就是事无巨细，一抓到底。

另外有一点，就是周总理对同志们的关心和爱护。“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整得很厉害的。他知道我这个人不是像林彪那一派人讲的那个情况，当开大会批斗整我时，他为了保护我，就任命我做他的联络员。他是要用这个名义来保护我。1966年底，我感冒了住进医院，在305医院里有三个人：许光达、肖克和我，经常都被叫出去批斗。许光达一次拉出去就没回来。开始肖克每天拉出去还回来，以后拉出去也不回来了，就剩下我一个。最后把我也拉出去了，挨整了，大会小会一直批斗，批斗到后来就关到监狱里去了。当时周总理为什么弄一个总理联络员呢？他就想用这个职务来保护我，但是没成功。一直到1975年我解放出来工作的时候，周总理已经病得很厉害，我曾经打电话给邓大姐，说想去看他，邓大姐说：不行，中央决定了的，任何人不准看。她说：我给你讲，你就不要来看了。所以我就没有去看。1976年1月8号整个国防科技工业部门要召开八千人大会批斗我。我已经做好了准备。结果批斗会没有开了，我怎么也没想到原来是周总理去世了！我当场写了一首《满江红》怀念他。这些过去的事情真正是不堪回想。

《满江红·痛悼周恩来》

愁雾弥天，江海水、怒号翻滚。举世恸、追思勋业，马列开逡。为国为民孺子牛，任劳任怨绝代尹。艰难继、大任系安危，何驾云！惊雷震，天地忿，朔风烈，泪雨淋。

四十六年前，重军路引。难忘少年谆教诲，常忆征途亲指领。提劲旅、打破核垄断，攀万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