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的道路选择：警惕俄国！

节选自《百年变局：乱世晚清和民国乱象》，马勇著

《北京条约》达成后，英法联军实现了既定目标，悄然离京。几年来争执不下的交涉终于完成。清政府在交涉中不仅发现了西方的强大，而且第一次直观感受了西方文明。但凡与西人有过接触的，都不再将西人视为怪物。痛定思痛，中国人不能不有所反省。

主持和议的恭亲王在那些日子里事无巨细，无不与闻，公务纷纭，刻无暇晷。在最紧张时，据说他衣不解带、目不交睫者长达70多天，“愁劳备至，既犯咳血之症，又加气喘之疾”。忙且痛苦着，大清王朝往何处去？恭亲王和他的幕僚们，在那些日子没少议论。

在恭亲王周边，不乏有识西之士，桂良、文祥，作为皇亲国戚，忠心耿耿，精心协助。在上书房入值的郭嵩焘，对西方事务思考有年，此次交涉之始就郑重建议朝廷不要一味凭借武力与西方对抗，西方并不是一般人所认识的那样邪恶，应鼓励士大夫了解西方、研究西方，尽量多地从各地征集通晓外语、外务的人才，不妨利用自己的力量仿制西方战舰、武器，将中国慢慢引上一条新路。

据现代学者董守义的《恭亲王大传》记载，此类言论在当时还有很多。刑部尚书赵光不赞成扣押巴夏礼，更不赞成酷刑；兵部尚书沈兆霖目睹英法联军“以万余众入城，而仍换约而去”。英法用武力威胁迫使中国换约固然不对，但也要看到联军并没有以占据城池为诉求，西人专于牟利，所重在通商。而通商对于中国而言，并不是有弊而无利。至于亲递国书，正式建交，沈兆霖更认为毫无问题，与其抗拒，不如接受。

直隶臬司吴廷栋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对此役有一分析，以为此次教训千古未有，尤其错误的是，朝廷缺少一贯应对方针、全局方略。东边方议和，西边又主战；早上议和，晚上主战。颠倒凌乱，不要说外国人弄不清真相，即便中国大臣又有几个能准确预见朝廷下一步的想法的？

其实，恭亲王在与西人交往中已渐渐改变看法，对西人诉求及中国未来究竟应该走哪条路，他渐渐形成了新的认识。1860年11月13日，恭亲王上了一个奏折，以为英法公使经反复劝说仍坚持与皇上见面，呈递国书，中方如不允其请，他们迟早还会再起兵端。恭亲王指出，仔细考究英法理由，也有可同情、可接受的方面，因为他们要求公使驻京，要求与皇上见面，总因外省大吏不肯将实情代奏，各国公使目标诉求，就是要让中国不要将他们视为属国，而是具有平等地位的邦国。他们只是要和中国通商，只是力争体面。中国如在这个时候“待以优礼”，让他们觉得很有面子，那么中西方之间许多障碍都可迎刃而解。这个认识显然与战前中国主流的看法很不同。

随着与西方各国关系的缓和，法俄都愿向中国提供先进武器，甚至愿出兵助力剿灭太平军。恭亲王对西方的好感在增加，咸丰帝也认为西方各国既有此意，自系有心和好。

恭亲王整天与外国公使直接交往，中外关系和解指日可待。11月25日，恭亲王照会英使普鲁斯，申明中国皇帝是否面见各国钦差，是中国的权利，应该自主，断无勉强之理。几天后，恭亲王又将这个意思通报给了法使布尔布隆。这个说法已不是原来意义的拒绝，而是暗示只要有足够面子，各国要求并不难满足。

对于中方心迹，英法公使心知肚明。12月10日，英使照会同意恭亲王的看法，表示一切听从中方安排。17日，法使照复恭亲王，表达了同样意思。

相互理解，就是相互尊重；相互尊重了，一切难题都不是难题。转过年，1861年1月5日，咸丰帝指示恭亲王，在讨论“借师助剿”“南漕北运”相关问题时，不仅就事论事，讨论曾国藩、袁甲三、薛焕等人方案的利弊得失，而且应全盘考量，详细妥筹，制订一个完整方案，然后再与各国公使协商办理。

咸丰帝的指示为中外交涉指明了方向，也为战后中国究竟走什么路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提示。根据皇上的提示，几天后，1861年1月11日，恭亲王等上《统筹夷务全局折》。

《统筹夷务全局折》是19世纪中期中国发展史上的重要文件，这个文件不仅为第二次鸦片战争提出了一个完整的善后方案，而且是清政府官方第一次明白提出让中国走向世界。《统筹夷务全局折》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方向，影响至深至远。

在这个划时代的历史文献中，恭亲王等建议朝廷放弃传统外交理念，不要再用过去的眼光打量世界。世界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今天的西方不是过去那些中国周边的“蛮夷”。中国可以不认同西方的文明形态，但中国必须承认西方文明是可以自治的另一种文明。是文明，而不是野蛮，与古代中国周边的“夷狄”不可相提并论。

根据恭亲王等人分析，在西方诸国中，英国最为强悍，俄国最为叵测，而法国、美国似乎没有多少自己的主张，大致追随别国。回想一年来的经历，他们认为，在大沽战役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可以剿，亦可以抚，中国拥有绝对的主动。但当大沽战役失败，中国优势渐失时，最好的出路就是妥协，而不是战争。至英法联军进入北京，则“剿亦害、抚亦害”，就两者轻重论之，不得不权宜办理，以解目前之急。

《北京条约》签订后，联军退回天津。此后清政府君臣所面临的情形前所未有，他们都觉得，局势似乎与前代之事有所不同。因而他们寻求新的方略，这个新方略，被他们比喻为诸葛亮的智慧：蜀与吴仇敌也，而诸葛亮秉政，仍遣使通好，结盟讨魏。

尽管如此，诸葛亮与蜀国君臣何尝一日忘记与吴国的恩怨情仇？诚以势有顺逆，事有缓急，不忍其愤愤之心而轻于一试，其结果一定很惨。现在的情形与三国鼎立虽不完全相同，但如果一味拒斥，必然给国家带来巨大损失。

基于这样的分析，恭亲王等人的对策是分清轻重缓急，重点突破，不要四面树敌。外国人乘我虚弱提出种种条件，在这种情形下，清政府如不胜其愤而与之为仇，则有旦夕之变；若忘其为害而全不防备，则贻子孙之忧。古人有言：“以和好为权宜，战守为实事。”

以此他们继续分析：捻军、太平军合流，属心腹之害；俄国与我土地相接，有蚕食之志，属肘腋之忧；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设限则无以自立，属肢体之患。

由此，恭亲王等人郑重建议：攘外必先安内。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守定与西方各国的条约，外敦信睦，隐示羁縻。如此，经过若干年奋斗，必能实现大清王朝的宏伟理想：富国强兵，重回人类历史主航道，重新赢得世界各国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