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三位原国民党将领成为新中国开国上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1955年，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同年55位将领被授予上将军衔。1956年和1958年，先后又有两人被授予上将军衔。此后，人们习惯上将这57位将军称为“开国上将”。

在这57位开国上将当中，陈明仁、陶峙岳和董其武三位显得比较特殊，他们不是已为中共军队服务数十年的“老红军”“老八路”，而是解放前夕率部起义的原国民党将领。

【毛泽东：董其武不可不授上将军衔】

董其武（1899年-1989年），山西河津人，早年曾参加北伐战争。从1928年起，在国民党傅作义部历任参谋、团长、旅长。1933年，参加著名的长城抗战，抗击日本侵略者。1936年，参与组织指挥绥远抗战，获百灵庙大捷。1949年9月19日，率绥远军政人员起义。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3兵团司令员。

国共内战时期，董其武任绥远省主席，在此地区执行蒋介石的内战政策。董其武指挥所部与解放军进行了绥远战役、大同集宁战役、张家口战役、察南绥东战役、察绥战役等，使解放军未能完全达到原定的作战意图。

1949年1月21日，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宣布北平和平解放。作为傅作义的下属，董其武此时也有了投诚之意。1949年2月22日，傅作义在西柏坡问毛泽东绥远问题如何解决，毛泽东表示：“绥远问题，用‘绥远方式’解决。”傅作义问：“什么叫‘绥远方式’？”毛泽东解释说：“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就不用兵了。先划个停战协定线，让董其武主席慢慢做好他内部工作。另一方面派个联络组，把铁轨接通了，贸易起来，在他认为适宜的时候举行起义。”

此后，周恩来遵照“绥远方式”的总方针，向董其武做了大量工作。6月8日，《绥远和平协议》签定。9月19日，“绥远和平起义通电签字仪式”在包头举行，董其武等37人依次签名，正式宣告脱离国民党。此后，10万绥远大军在共产党领导下，参加了全国解放战争。

1949年9月19日，董其武在绥远和平起义通电上签字。

1955年春，董其武得知自己将被授予陆军上将军衔，就写了一封信托杨成武交给毛泽东，他在信中说：“起义前只是中将军衔，起义后能保持原职原衔，我就已经很感激党和毛主席了，没有任何理由再为我晋升军衔。”毛泽东看完信后，让杨成武转告董其武：“他是有名的起义将领，根据功劳、贡献与资历，应该授上将军衔，谁有意见也不能降低，这是党的政策……董其武则是不可不授上将军衔的！”

1955年9月底，周恩来在国务院礼堂亲授董其武上将军衔，毛泽东在怀仁堂亲授董其武一级解放勋章。此时，董其武任69军军长。

【毛泽东赞陈明仁：林彪打仗不如你】

陈明仁（1903年-1974年），湖南醴陵人，黄埔第一期学生，无论是北伐东征、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皆为国为民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国民党军队中南征北战25年，官至兵团司令，被授衔中将，曾获蒋介石授予的青天白日勋章。1948年10月，应白崇禧之请赴武汉就职“华中剿总副司令”。1949年初，以第1兵团司令官身份率29军、71军到湖南编训，并接管长沙警备司令部，下辖15万官兵。

陈明仁调职湖南期间，深受湖南绥靖公署主任兼省主席程潜的影响，倾向和平。中共湖南地下党的同志抓住有利时机，对陈明仁展开统战工作。

著名民主人士章士钊先生写信给陈明仁，要他看清局势，认清前途，投靠人民。他在信中还特别引用毛泽东对陈明仁的评价：“当年，陈明仁是坐在他（指蒋介石）的船上，各划各的桨，都想划赢，各为其主，我们会谅解他，只要他过来就行了，我们还要重用他。”1949年8月4日，陈明仁与程潜领衔通电率12万余人起义。

1959年9月，毛泽东接见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司令员陈明仁上将。

1949年9月，陈明仁在北京出席第一次全国政协会议期间，毛泽东询问陈明仁：“你今后的打算是从政还是带兵？”陈明仁说：“如果可能，我还是在军事上为国家尽一些力。”毛泽东说：“我看林彪打仗不如你。让你担任解放军二十一兵团司令员吧，有什么条件你尽管提出来。”林彪是中共军内一个战神级的指挥官，毛泽东为什么对陈明仁说“林彪打仗不如你”？这得从陈明仁和林彪的一次较量说起。

1946年4月，陈明仁率国民党军第71军攻打林彪指挥的驻四平的东北民主联军。战斗持续了一个月，民主联军伤亡8000余人，阵地失守甚多，防御处于十分不利的态势。为摆脱被动，避免被截断退路，5月18日，林彪撤出四平。

【陶峙岳：起义前夕下属密谋暴动】

陶峙岳 (1892年-1988年)，湖南宁乡人。1911年参加武昌起义，旋即加入同盟会。1916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后任湖南督军署参谋处上尉参谋。1926年参加过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2师团长，第40军3师副师长、师长，第8师旅长、师长。1937年任国民革命军陆军第77军军长。参加淞沪抗战，后任国军第1军军长，第34集团军副总司令，第37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河西警备司令部总司令，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新疆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

1947年，陶峙岳在新疆天山。

1949年2月，李宗仁命令陶峙岳只留一个旅担任新疆防务，其余驻军全部调入关内，以加强长江防线，企图抗拒解放军渡江。陶峙岳不愿回到关内打内战，找出种种理由拖延行军，以争取时间，等待形势的发展。

1949年4月，周恩来为了促进新疆和平解放，亲自找迪化市市长、共产党员屈武谈话，要他策动新疆部队起义，以尽量避免或减少新疆人民的损失。屈武回新疆后，盛赞陶峙岳的保国安边思想，联络陶晋初、刘孟纯、刘泽荣等人，积极襄助陶峙岳实现和平起义的大计。

9月8日，毛泽东召见已投诚的张治中（张曾是陶峙岳的上司），说明解放军已经兵分两路，从兰州和青海向新疆进发，希望张治中致电新疆军政负责人，要他们以大局为重，和平起义。9月10日，张治中两次发电，敦促陶峙岳、包尔汉（新疆省主席）等人及时表明态度，断绝同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归向人民民主阵营中来。9月17日，陶峙岳与包尔汉分别复电张治中，表达和平解放新疆问题的决心。

其实，陶峙岳面临的和平起义形势不容乐观。新疆驻军内部意见不统一，有“主战派”和“主和派”之分。骑兵第1师师长马呈祥、第78师师长叶成及其所属第179旅旅长罗恕人，都死心塌地地效忠国民党。他们反对起义，坚决请求内调，局势变得分外紧张。不久，这三人又暗中密谋暴动，准备拘捕主张起义的刘孟纯、陶晋初和屈武。

危急时刻，陶峙岳单枪匹马，深入虎穴，闯进骑兵第1师师部。正在开会的马呈祥、罗恕人等面对突如其来的陶峙岳，顿时失去了主张。陶峙岳经过和他们长时间的协商，终于达成妥协。马呈祥等人答应交出部队，陶峙岳则答应护送他们及其追随者出境，循南疆去印度，以化解内战祸源。

9月25日，陶峙岳通电全国，宣布起义，脱离国民党政府。9月26日，新疆省政府包尔汉、屈武也发出起义通电，新疆和平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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