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三代的殡葬风尚是怎样的？

关于夏、商、周三代对鬼神和政教的态度差异，《礼记·表记》中有一大段讨论：“子曰：夏道遵命，事贵敬神而远之，近人（情）而忠焉。”这是孔子对三代政治原则所持的看法。“遵命”和“事鬼神”，在这里成了一个社会中互相对立的两个施政原则。“遵命”，孙希旦解释为“谓尊上之政教也。”“事鬼神”即为迷信鬼神。就是说，夏代崇政教，通达人情之实（“忠”），对鬼神则敬而远之；殷商人尊神敬贵，先鬼神后政教，或说以鬼神之名义伸行政教；周人又回到了夏代政治的立场，并以“礼”来规范各不同等级者的行为。在这里，孔子比较推崇夏代政治，说后世“弗可及也矣”，如前述，他本人对鬼神的存在也是质疑的，并拒绝谈论鬼神、死亡券问题。自然，他也羡慕周代政治原则，时常以“周礼”的继承者自居，如“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即是说，周代的政治礼仪制度是以夏商两代为根据并予以了发展的，多么丰富多彩啊，吾主张周朝的。一个时代，不同的施政原则（如遵命或事鬼神）必然要影响到该社会的风尚，进而影响到丧葬习俗。因而，透过这些施政原则，我们大体可以窥到那些时代的丧葬情况。夏代重政教而远鬼神，人民“朴而不文”，即朴素而不雕琢，尽管现在还未发掘到足以认定的夏代墓葬遗址，但据此可以断定：夏代对隆丧厚葬不会有很大的兴趣。同时，那一时代的社会财富也不大允许人们搞隆丧厚葬。殷商人重鬼神的政治原则，必然导致隆丧厚葬，这从殷墟考古挖掘中已被证实。殷商人的人祭、人牲和车马陪葬等奢侈行为即便后世也难以匹敌。秦始皇陵虽奢侈极丽，但毕竟只是一时现象，而殷商的隆丧厚葬则是一个时代的嗜好。如前已述及的殷墟武官村大墓和妇好墓：武官村大墓的面积约340平方米，容积为1615立方米，墓中的殉达79人，此外还有马、禽兽等，它还只是殷墟的中型墓。此墓曾被盗，各类陪葬品已所剩无几，故无法统计。妇好墓规模较小，系商王后之墓，墓口长5.6米，宽4米，深7.5米，但保存较好。墓中人殉16个，出上陪葬品有生活用具、青铜礼器、青铜兵器、玉器等共计1928件，品类齐全，简直就是一个殷商时代的博物馆。殷商人大肆地隆丧厚葬并大量地使用人殉、人牲系出于崇尚鬼神的世界观，再考虑到殷商时代的物质生产水平，他们对鬼神的信仰已达到了非常狂热的程度。以此观之，文献所载殷商人“重鬼神”确实不虚。周人又重新尊政教，且以“礼”规范之，荒年则“杀(减省)礼”。“礼”是规范人的东西，鬼神在国家政治中已退居其要地位。“三礼”之书多殡葬规定，《周礼·大司徒》中有十二项荒年之政，其中第八项是“杀衰”，即简化丧礼的仪节。如前述，从考古挖掘来看，周代对丧葬及人殉、人牲的热情相对殷商人已急剧降温，这一时代更重视的是按“礼”的规定来安排丧葬。僭越是一件非常严重的罪行。（据《死亡文化学》）